《切雷诺》与美国天命观
人们通常认为，像大多数一流作家一样，梅尔维尔投身于永恒事业，尤其是在《白鲸》（Moby-Dick, 1851）中，面对生命的亘古问题，梅尔维尔在叩问终极答案。直到二十年前，梅尔维尔的“时事性”（topicality）才逐渐为人认识。批评界越来越强调，梅尔维尔对于同时代的事件给予了及时关注，如种族偏见、技术进步、英国贫民窟、美国海军虐待案、“萨默斯号”（Somers）黑奴叛乱以及美国内战等。如今，梅尔维尔的“政治学”（politics）得到了特别重视。赫默特（Alan Heimert）最先暗示，《白鲸》（Moby Dick, 1851）与政治也有瓜葛，其出现要“象征性”地感谢“1850年大妥协”（The Comprise of 1850）；随后，罗金（Michael Paul Rogin）和杜班（James Duban）分别考察了小说中对奴隶制和天命观的精心处理。三个批评家挑战了梅尔维尔迷醉于普世哲理、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的流行形象，同时将梅尔维尔的政治介入置于他最高的文学成就之列。
不过，我们不应该就此抛弃梅尔维尔的政治性。我们应该为它在梅尔维尔的其他作品中寻找坚实的落脚点：比如，《烟囱》（I and My Chimney, 1856）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强大的政治力量；再如，《切雷诺》（Benito Cereno, 1855）不但评价了奴隶制（虽然说有些宽泛），而且折射出作者对天命观的严肃关注（这方面比其他文本清楚）。如果说，在《玛迪》（Mardi, 1849）和《白鲸》中，梅尔维尔偶涉政治算是小试牛刀，那么，在《切雷诺》中，他已经变成了成熟的政治分析师，将大量的创作精力用于解剖美国人的固定思维。这些美国人自以为是“天选”的民族，他们统治全球是“天意”使然。如果说在《玛迪》和《白鲸》中，梅尔维尔只是偶尔从哲学共相世界的桅杆下到具体政治现实的甲板，那么，在《切雷诺》中，他坚定地将两者糅合。他对天命观的书写，不再像从前一样是带有政治旁白的永恒故事，而是带有永恒意义的政治故事。
许多批评家从“政治”角度把《切雷诺》解读为对美国奴隶制的攻击。诚然，小说中描写了黑奴，但奴隶制似乎不是梅尔维尔首要的政治议题。显然，梅尔维尔对美国的扩张主义更感兴趣。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奴隶制的讨论在美国甚嚣尘上。但同样，主张对外扩张的美国人在这期间也十分活跃。他们要么是忙于目光向外，没有注意到国内的纠纷；要么是意识到，只有更宏伟的外交政策才可能诱使美国人转移对分离主义阵营的注意力。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民族扩张与奴隶制度一样都属于“时事”话题。至少，梅尔维尔似乎是如此认为。因此，假如《切雷诺》检视了奴隶制问题，那么，它更大的心思是用于盘查美国人对天命观的错误信仰。
《切雷诺》电影截图（1969）
显然，梅尔维尔特别关注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是否应该干预拉美的争论。“精力充沛”、“自由放任”、“效率高强”的美国人vs.“身体脆弱”、“主张独裁”和“混乱无序”的西班牙人，这样的论调，梅尔维尔在许多美国期刊杂志（包括他可能订阅、最终刊载了《切雷诺》的《普特南月刊》）上都能见到。《普特南月刊》（1853年1月）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古巴》（Cuba）。该文把西班牙留在新世界的唯一殖民地描述成在“残暴独裁”统治之下呻吟；如果兼并古巴，美国热爱自由的“萨克森人”就能够“为这座岛屿带去政治、宗教和商业自由”。表面上，古巴最近取得的经济进步显示出西班牙的潜能，但实际上，作者认为，这得力于美国人的“事业和能量”。美国人是“启蒙、进步的民族；相反，西班牙人是封建、落后的民族”。美国是一个强大、兴旺的国家，而西班牙“国力虚弱，蹒跚着走向毁灭”。 1854年2月，《普特南月刊》再次刊登了一篇布道类似信息的文章《论对外兼并》（Annexation）。作者指出，拉美“弱小的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是“无政府状态乱政的牺牲品”，他建议美国为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提供“稳定的政权、平等的法制、繁荣的经济、优质的生活。”他代表全体美国人宣布：
作为最优秀现代文明的继承人，我们拥有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我们应该把自由、知识、宗教的种子播撒到所到之处；我们会走遍世界。我们会特别关注近在咫尺的这些千年不变的蛮族，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到来是拯救和赐福。南美和墨西哥湾诸岛应该站起来迎接我们的莅临。沙漠和荒野应该手舞足蹈。因为我们打破了它们致命的魔障。它们解放的时刻，已经到来。
果真如此的话，德拉诺对于“圣多明尼各号”做出的“美国式”反应就变得同样的重要。比如，当德拉诺用“嘈杂”（页128）来抱怨西班牙船只上管理不善，就让人想起美国扩张主义者的话语，想起他们在拉美发现的“混乱”。而且，当德拉诺将“圣多明尼各号”上的混乱归结为西班牙船长的懦弱无能、指挥乏力时，他采取了第二种扩张主义者的策略。在德拉诺的《纪事》中，没有提到过西班牙船长无能，但到了梅尔维尔笔下，德拉诺说过，“如果这位名叫贝尼托•切雷诺的西班牙船长的精力再多点，船上不至于如此混乱”（页122）。德拉诺对西班牙船长的反应相当复杂。他一方面叹息西班牙船长的懦弱，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这人对阿图法尔的粗暴，以至于他发出感叹，“啊，切雷诺，……尽管你在许多事情上都放任流，但我还是感觉到，至少从内心来说，你是一个冷酷的主人”（页224）。登上象征西班牙帝国的“圣多明尼各号”，德拉诺立刻发现了他那些奉行扩张主义的子孙们在拉美发现的东西：一个萎靡不振、充满独裁专制的人间地狱。
偶尔，德拉诺也会经历“圣多明尼各号”上的“魔障”（页118、161、178），处于一种魔幻状态。这是德拉诺在《纪事》中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是，《论对外兼并》一文的作者却把这种“魔幻”说成是拉美的特征。同样重要的是，德拉诺打算牢牢控制住这艘西班牙船来打破这种“魔幻”，因此预示了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干预政策。梅尔维尔再次偏离了他使用的原始素材，透露了德拉诺的援助计划，为切雷诺配备“三个最好的船员，临时负责甲板的指挥”。他的打算后来越来越放肆，要剥夺切雷诺的指挥权（页138、165）。在计划受挫之后，德拉诺又主动请缨，贸然决定留在“圣多明尼各号”上，为它“导航”（页193）。梅尔维尔反复强调德拉诺要夺取西班牙船只的领袖职位（页220-22、228），似乎在暗示，德拉诺将“圣多明尼各号”与“快乐单身汉号”靠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就实现了对拉美的兼并。“我会为他把这艘船只开进港去”，德拉诺早就大胆宣布过，梅尔维尔着力描写了这段心理，“德拉诺要求切雷诺安静地呆在原地，因为他很乐意代行船长职责，全力借助风势”（页219）。梅尔维尔将这些德拉诺《纪事》中不存在的细节添进小说，其历史原因显而易见。因为，梅尔维尔自信的同胞同样“乐意”肩负职责，代理西班牙人治理“着魔”的拉美。
大量的文本证据表明，《切雷诺》的主题是有意探讨美国的扩张主义。而且，还有其他证据表明，梅尔维尔对此持批评态度。比如，在小说接近结尾的高潮地方，我们得知，美国船员积极参与夺回“圣多明尼各号”的战斗，不是为了“解放”被压迫者，而是单单为了丰厚的物质回报，“为了鼓舞士气，德拉诺宣布，西班牙船长已经当他的货物遭海盗劫掠，船上的金银珠宝及价值上千两银的货物只要夺回，大部分就归他们所有。这些船员闻言，激动得连声叫好。”同样有意思的是，指挥进攻的是德拉诺的大副，据说曾经做过“海盗”（页241）。这点在德拉诺《纪事》中也没有提到。我们还应该注意，梅尔维尔把德拉诺的船只“坚毅号”重新命名为“快乐单身汉号”，而“快乐单身汉号”原是一艘英国海盗船的名字。另外，德拉诺那条小艇“漫游者”（页184-89），其实就影射了公海上的“海盗”。《古巴》一文的作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美国扩张主义者对于古巴人民抱有“真诚、热烈的同情”；只有少数怀有“卑鄙、邪恶的私利。”梅尔维尔意识到美国觊觎古巴的主要原因，于是有意揭示天命观不过是话语的烟幕弹，背后隐藏着美国扩张主义者宏大的“海盗”事业。
梅尔维尔将美国的扩张主义界定为“惟利是图”、有违自由精神，这也是为了更大的目标服务：梅尔维尔以此否定，那时期的期刊文章中反复出现的关于美国扩张主义和欧洲列强“腐朽”殖民主义之间存在区别。《古巴》一文的作者敏锐地感觉到有被人指控为帝国主义的嫌疑，因此小心翼翼地将美国的兼并手段与“帝国扩张的征服手段”做了区分。《论对外兼并》一文的作者在回应英国反对美国插足加勒比海时，特别强调了英国自身的捕猎行为，同时将美国“公开、大度、平等的国际政策”与欧洲国家“神秘、阴险、狡诈的外交手段”进行对照。但是，德拉诺的船员依靠狡诈和武力取得的胜利（页242-46），连同他们卑鄙的动机，都在暗示，梅尔维尔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美国扩张主义的伦理属于“例外”。同样值得怀疑的是飞扬跋扈的德拉诺。他洋洋得意地打着算盘，要取代“圣多明尼各号”上的指挥权，依据是他相信，西班牙船长对他的暗自打算与他对西班牙船长正大光明的安排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页166）。事实上，德拉诺的说法值得怀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干涉行为暗示，梅尔维尔在“好心”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愉快策略和旧式帝国主义者的“阴险”诡计之间没有看出多大的“区别”。毕竟，宣称为拉美地区带去“政治、宗教和商业自由”，只是空口无凭。
《切雷诺》中的细节暗示，如果梅尔维尔看见美国的帝国主义与通常的帝国主义别无二致，那么，他最可能意识到的是美国对西班牙的模仿。尽管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强调与即将被他们取代的西班牙殖民者不同，但实质上他们只是赓续了西班牙人在拉美的未竟事业。梅尔维尔强调美国与西班牙的共性，还有另一层更复杂的原因：在1855年，将美国的清教徒与“邪恶的”天主教徒相提并论，会产生惊人效果。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反天主教的情绪达到高峰。与之相关的是，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自豪感高涨，“本地人”对一切“外来”的东西都表示厌恶。天主教“极权”的教会结构，“威权主义”的管理方式，受到南欧“凯尔特人”的追捧，以及在全世界福音传道的“帝国主义”行径，所以在美国遭到谴责。特别是西班牙的天主教会，因为其臭名昭著的宗教法庭，被美国的清教徒重点抨击，因为它代表了“罗马天主教”的“邪恶”学说和实践。这些观点并不只局限于宗教狂热分子所有。在1854年和1855年，“无知党”赢得许多州选举和地方选举，甚至包括梅尔维尔出身地马萨诸塞州的重要选举，这足以证明，反天主教已经十分流行。
梅尔维尔意识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对天主教的关注，我们从他笔下德拉诺的言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德拉诺反复提到住持、修士、托钵僧和教堂。这些都是在梅尔维尔所依据的写作素材中明显没有的。当德拉诺驾驶小艇快要接近“圣多明尼各号”之时，他看见这艘鬼影憧憧一样的船只“像暴风雨后屹立在比利牛斯山灰褐色悬崖上的教堂”；船上的人就像“教堂中漫步的托钵黑衣修士”（页113）。后来，在德拉诺看来，切雷诺像是一个“精神恍惚的主持”，贝波“看上去有点像化缘的圣方济各会修士”（页123、136）。在小说中修面一场，室内装饰也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折射出德拉诺对“天主教”的关注：
屋子一边有张旧桌，用绳子紧绑在甲板上，桌子角就像足爪，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圣经，旁边的墙壁上挂着一枚小小的十字架，桌子下面有几把带齿轮的短弯刀，一堆破旧的索具，就像可怜的托钵修士的腰带，中间套着一把鱼叉。屋里还有两把长长的尖首三角帆布椅子，是用马六甲藤条编织的，年深日久，黑乎乎的看上去很不舒服，像是宗教审判用的刑架，带着丑陋的宽扶手，靠背上装有毛糙的叉架，用螺丝钉好，如同严刑逼供的神秘引擎（页197-98）。
这整个场面，尤其是出现了“宗教审判”的说法，都是梅尔维尔的添加。显然，它们也代表着对天主教的“时事”影射，折射出焦虑的美国人在1855年对天主教会的想象。
但是，要理解这些影射中蕴涵的反讽，我们必须更加细致地解读修面这一幕。我认为，这一幕让人迷惑，部分原因是它偏离了我们的期望：尽管梅尔维尔的隐喻性语言暗示“宗教审判”之类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西班牙船长切雷诺与其说是宗教法庭的组织者，不如说是受害者。更重要的是，尽管贝波是高明的刽子手，但他让出了最重要的审判“席位”。我们也许要问，审判者在哪里？下面我继续引用梅尔维尔对这一幕的描写：
贝波停顿片刻，转向德拉诺说，“你们不妨继续聊聊遇到风暴时发生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可以；你问，主人听得到，他抽空还能回应。”
“我正想问风暴的事，切雷诺，”德拉诺说，“我越想你的航程，越觉得奇怪，倒不是对风暴奇怪，我知道它们一定很猛，我奇怪的是风暴后灾难性的耽搁。因为照你的说法，从合恩角到圣玛丽亚岛，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段距离，如果顺风顺水，要是我，几天就可以到。不错，你遇到了无风天气，很长时间，但长达两个月的无风，这至少不太正常。如果其他人这样说，我的确有几分不信。”
切雷诺的脸再一次痉挛，也许是吃惊，也许是船身突然抖动，也许是仆人手上的剃刀没有拿稳，不管怎样，鲜血正顺着刀把子滴落（页204-5）。
我们把目光集中在贝波的手上，也许模糊了这个事实，即，在梅尔维尔笔下的修面场景中，只有一个提问者，一个审查官，一个真正的“宗教法官”，那就是德拉诺。事实上，德拉诺一整天都在忙于“审讯”，盘问切雷诺关于“船上悲惨故事的细节”（页129-35、142-45），思考切雷诺的说法（页163-66），用“一个来自巴塞罗拉的老船员”的说法（页172-73）与切雷诺后来的说法（194-95）互相质证。在切雷诺修面完成之后，德拉诺继续乐此不疲地追问（页215）。在德拉诺的《纪事》中，他并没有问西班牙船长任何问题；但在梅尔维尔笔下，他不停地盘问，大大加剧了西班牙船长的痛苦。在看到自己唐突的盘问产生的痛苦效果之后，德拉诺评论说，“切雷诺就像被剥了皮的活人……随手一碰，就会哆嗦？”（页224）。
当然，德拉诺也偶尔抛开了疑虑，做出了道德判断。然而，当他看见切雷诺和他的仆人，看见其他人和发生的事件，他马上陷入了怀疑。梅尔维尔先后描述了德雷诺碰到一个“手上因为不断伸进焦油桶而变得漆黑”、面容憔悴的西班牙船员，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个“目光胆怯，与他久经风霜的面貌很不相称”的巴塞罗那船员。德拉诺立刻推断，船员的“黑”手一定是罪恶的象征：“事实上，如果这船上有任何邪恶，”他想，“这个船员肯定难脱干系”（页171-72）。那个显然很紧张、不愿意回答问题的巴塞罗那船员，德拉诺磨了一阵工夫之后断定，这人也罪孽缠身。他转身离开时就宣布，“那个老船员明显地表露出美德有亏”（页173-74）。但是，我们后来得知，德拉诺的自信并不能证明他就目光敏锐。手上沾满黑色焦油的船员是受到贝波指令的（页262）；他完全无辜，没有任何错。后来出现在掌舵位置的巴塞罗船员，也是为了活命，才故意在德拉诺面前装出另一副表情（页262）。当他的表情后来发生变化时，他差点死于非命（页221-22、262）。
为什么作为宗教法官的德拉诺常会犯错？部分原因是由于被审判人遭受的精神痛苦，影响了他的判断。梅尔维尔首次提起手上沾满焦油的船员的时候，没有像德拉诺一样做道德评价，“相比之下，他的脸要黑得更为自然，原本很英俊，现在已经很憔悴。这是否与某种罪有联系，还不能确定，因为天气骤变也可能让人十分憔悴。无论有罪还是无辜，广义上，他脸上的憔悴都是精神痛苦打上的明显烙印，是刻削出来的印记。”（页171）。换言之，“精神痛苦”的烙印遮蔽了道德或堕落的一切证据。德拉诺没能意识到的这点；因此，在“审判”两个船员“案子”的时候，他“执迷”于“一般的观念，当他看见别人的痛苦和羞愧，不是想到美德，而是直接想到邪恶”（页171）。因此，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对于经常犯错的德拉诺来说，“憔悴”和“羞涩”都是有罪的明证。
德拉诺第二个更麻烦的认知障碍是，他往往被种族偏见牵着鼻子，从而扭曲了他的道德现实观。最明显的是，他错误地相信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认为贝波等黑人是温顺的种族（页149、200、220），对白人不构成威胁。此外，一种微妙的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自豪感使他愚蠢地怀疑同为白人、但信仰天主教的切雷诺。在德拉诺的《纪事》中，后者处处被尊为“西班牙船长”；但在《切雷诺》中，他只是个“西班牙人”（页120、121、122）。而在德拉诺看来，西班牙人也是一个危险、讨厌的种族。刚刚登上“圣多明尼各号”，他就迅速注意到切雷诺这个西班牙人的“俗套”、“尖酸、忧郁和高傲”（页121、125）。接下来他又害怕“这个病态、敏感的西班牙人会偷偷报复”（页150）。换句话说，这与其说是他对切雷诺一个人的憎恶，不如说是他对整个西班牙民族的敌视。这些细节都大大偏离了德拉诺的《纪事》。梅尔维尔在德拉诺的脑海中播下虚幻的恐惧种子，担心自己不仅是贝波等黑人的牺牲品，而且是典型、阴暗的“西班牙人”的牺牲品（页165）。德拉诺对西班牙人的看法与他对“温柔非洲人”的看法一样，都直接来自于他那装满僵化道德人物形象的大口袋。
而且，像《切雷诺》中的许多其他因素一样，德拉诺的偏见具有历史标本的意义。如果说他心目中的黑人形象让人想起某些白人自由主义者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散布的黑人意象，那么，他对切雷诺的怀疑会让人想起一个更传统的偏见：小说中提及的福克斯（页188）提醒我们，自从“英国火药阴谋案”（Gunpowder Plot, 1605）以来，德拉诺式的对“西班牙人”的恐惧一直在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描写德拉诺对切雷诺的偏见时，梅尔维尔可能更多地是想到同时代人的例子，因为他将德拉诺踏上“圣多明尼各号”的第一印象比喻成“就像在陌生的大地上初次进入住满陌生房客的陌生房屋”，后来，梅尔维尔还提到德拉诺抱怨切雷诺“指挥不当和错误导航”（页117、137-38）。
在1854年，《普特南月刊》就节录了一篇旅行见闻，标题就叫《西班牙怪事》，作者在文章中屡屡批评西班牙，比如西班牙的王室统治、西班牙的杀猪习俗、西班牙的公共马车乃至西班牙人吃大蒜的喜好。像德拉诺一样，该文作者也对西班牙人的航海术和导航能力表示置疑，举了“在西班牙探险的海途中上千种理由导致的延误事件”，抱怨他坐西班牙船只离开马赛之后原本东行到意大利，结果却朝西走到了巴塞罗那。最重要的是，作者还特意在文章标题下加了一行字：“首先，关于这个题目，我要解释一下。它们意指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本地人也从来不打算向他们解释的‘西班牙怪事’。”这句话也许解释了梅尔维尔为什么要强调“圣多明尼各号”的“陌生”。这种强调后来再次得到修饰火力的支持。德拉诺说，“这是一艘奇怪的船只；奇怪的航程，奇怪的船客”。他甚至还说，“作为一个民族，这些西班牙人都是些奇怪的东西”（页187、188）。
这些影射虽然有趣，但与《切雷诺》的关系都不大。因为无论德拉诺的身上体现出多么具体的偏见，展示出多么流行的态度，作为道德评论员，他有同样普遍的缺点：他过于急切地谴责自觉羞愧之人；他的固执阻碍了他对真相的洞察。这些缺点也并不具有“更大的”意义，只不过是与西班牙著名的宗教法庭预先就决定谁无辜谁堕落的错误一样。事实上，梅尔维尔使用天主教会意象、“宗教审判”情节以及难免犯错的主人公的根本原因，现在已经昭然若揭。如果说德拉诺是梅尔维尔按照西班牙殖民者的形象精心打造出的美国扩张主义的象征，那么，他也被梅尔维尔创造性地用来暗示，当美国清教徒认为西班牙的天主教会是极端典型的教条帝国主义之时，他们也正卷入精神封闭的圣战。在为他们优越的道德和独特的历史感到自豪时，德拉诺的子孙们正在效仿他们“不道德”的死敌。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认识到美国的扩张主义不过是效仿西班牙，毫无新意，梅尔维尔不仅能够标示出其丑陋的特征，而且能够预言其破产的下场。
但这结也让我们想起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在开始军事征伐之前拜访阿蒙神庙的故事。在那里，亚历山大看见了戈尔迪结。按神谕，它只有入主亚洲者才能解开。亚历山大没有多言，一剑就把这结斩断，然后大步踏上征服道路。照此来看，梅尔维尔提供给德拉诺的结并不只是象征道德的复杂性。它还暗示，德拉诺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子孙们不但开始了新的“宗教审判”，而且开始了“亚历山大式”的征服世界之路。
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暗示了这条路很可能是死路，因为糊里糊涂的德拉诺非但无法解开或斩断手中的戈尔迪结，最后还只能交给一个年老的黑人。后者检查了一番之后，然后将结丢在甲板上，再也没有人理会（页183）。显然，美国船长不会是另一个亚历山大；同样，美帝国主义的前途也不会光明。
为什么不会呢？当然，提倡天命观的美国人充满自信，在“虚弱”的凯尔特人失败的地方，“强壮”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必将取得胜利，正如“强壮”的德拉诺会庇护“虚弱”的切雷诺。然而，将西班牙船长比喻成“在鼠疫过后的伦敦街头踯躅的失意求婚者”和“怯懦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页137、206），梅尔维尔颠覆了盎格鲁-萨克森人的事业。这些比喻暗示，盎格鲁-萨克森人一样也会“虚弱”，因为虚弱与其说是种族的问题，不如说是个体和环境的问题。最终，德拉诺发现，切雷诺的“虚弱”不是与他的种族相关，而是因为他几周以来精神高度紧张，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德拉诺的发现还具有历史意义：梅尔维尔提到了“退位”的查理五世（页126），从而将对切雷诺的分析延伸到对“虚弱”西班牙的分析。到了1855年，西班牙不是因为种族衰退而受罪，而是为了天主教事业，长期却徒劳地想要征服世界，结果是疲惫痛苦不堪。换句话说，如果1855年的西班牙像切雷诺一样“摇摇欲坠”，那主要是因为历史境遇使然。这样的历史境遇可能会“磨倒”任何国家，美国也不例外，也会有感到“疲惫”的那一天。
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人感觉到有能力结束古巴、墨西哥和其他邻国的“无政府状态的乱政”，但他们没有理解到其中牵涉的道德困境和治理困境。正是这些困境最终让西班牙“筋疲力尽”。建立“秩序”的一大障碍是人性的弱点，是人人皆会犯错的铁律。西班牙的天主教会（尤其是宗教法庭）拼命想跨越这道障碍，但还是竹篮打水，劳而无功。德拉诺认为，西班牙船上的混乱是由于船长的指挥乏力，然而，读完切雷诺的证词，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谴责的是人类的兽性：长期以来，白人利用邪恶的奴隶制度对黑人进行统治，现在，黑人只不过以同样野蛮的方式以牙还牙。
梅尔维尔明显认为，一个民族以为自己能够“统治”人类中大多数“冥顽不化、腐朽堕落”的其他民族，必然是无可救药的天真。他也明显相信，美国人忽视了在“拯救”拉美的进程中将遇到的社会和经济障碍，因为他告诉读者，“圣多明尼各号”上的生活状况是甲板上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比如，饥渴加剧了黑人的骚乱情绪（页251）。梅尔维尔在小说中早就说过，“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城市还是家庭，自然界还是社会，再没有什么比苦难更能腐蚀良好秩序”（页122）。这句话包含的真理，值得一个欢快地为拉美“受苦受难”的大众“安排”事务的美国人深思。
在总结自己的遭遇时，切雷诺最终坚持认为，他的“许多命令和安排，没有得到贯彻，是因为诸事一切不顺”（页199）。也就是说，这艘西班牙船只混乱失序，错不在于他作为船长能力不强，而在于这艘船只的遭遇，才落下了一个可怕、野蛮、痛苦的场景。梅尔维尔想给读者什么样的信息呢？也许，他是想说，西班牙帝国在拉美殖民地的破败景象，西班牙不应该负主要负责。而且，一个无忧无虑、漫不经心的美国，决心要去“稳定”西半球的局势，多么让人惊诧莫名。
对于梅尔维尔的沮丧预言，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应该会反戈一击。他们自信地认为，作为“蒙上帝挑选、灵魂永远得救”的美国人，无论是否“强壮”，必将超越敌基督信徒的事业。因为，正如德拉诺认为他是受到“上帝”的庇佑（页184），十九世纪的许多美国人也感觉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正是上帝对他们信奉清教的祖先特别友爱，才让他们建立了道德和政治的霸权，统治地球上的人类。从种族的角度解释了美国人为什么是“上帝的选民”，《论对外兼并》一文的作者宣布，“比政治智慧还深、比国家的权杖还有力的人类灵魂中的本能，驱使我们不断前进，直到完成天意明显为我们民族指定的最高使命。”
在《切雷诺》中，梅尔维尔反复以西班牙为例，挑战这种“天命观”的真实性。他特别要求同胞想一想，西班牙的天主教会对于他们的天命也一度有着出奇坚定的信念，但这信念明显错位了。切雷诺的证词提到了一颗珠宝（这也是德拉诺的《纪事》中没有的细节），据说是在被美国船员攻打“圣多明尼各号”时误杀的乔奎因身上找到的。乔奎因准备把这颗珠宝“献给利马仁慈女神，因此事前就封好，一旦顺利抵达秘鲁，就用来还愿，感激仁慈女神保佑他从西班牙平安过海，一路顺风”（页263）。但是，像“在祷告中”溺亡的罗伯斯一样，天主的“圣恩”似乎将他抛弃，就像“圣恩”也抛弃了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建立起的道德和政治的大厦在十八到十九世纪崩塌。
梅尔维尔还暗示，历史也许会重演，这次即将倒霉的就是过于自信的美国。正如梅尔维尔在最后一场对话中揭示，德拉诺的子孙们虽然用“天命”取代了乔奎因的“仁慈女神”（页266），但他们同样都浅薄地认为得到了神灵的眷顾。1855年的美国人无论觉得多么有福，但福佑终结的那一天，总有可能来临。
当自鸣得意的美国将自己看成是上帝的选民，以取代西班牙这样一个被落后的天主教会折磨的虚弱民族，这时，梅尔维尔却把西班牙充满灾难的历史当成美国未来的明显征兆。当美国人自认为赶上历史潮流冲向一个道德和政治的太平盛世之时，梅尔维尔指出，他们只会可悲地重蹈历史。《古巴》一文的作者在结尾欢庆“人类决定性的进步”，欢庆美国在推进这一历史进步中的典范作用：
采取征服的方式来扩张帝国，很快将让位于新的兼并法则。各国间将有不可压抑的联合渴望。这样的渴望现在正激励这块大陆上各国大量民众变成我们伟大合众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未来的历史将表明，会以越来越快的方式实施兼并法则，直到世界完全联合，进入相互沟通、利益共享、希望合一、同舟共济的轨道。当地球上所有的民族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这天意安排的终极胜利，就迎来了曙光。
对于这个作者而言，美国朝加勒比海地区扩张，只是人类在建立政治乌托邦的前进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代表了梅尔维尔同时代人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他们与德拉诺一样，选择“遗忘”（页267）问题重重的过去，认为过去完全与光明的未来没有关系。但是，梅尔维尔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与其说是愉快的“进步”，不如说是残酷的重复；对他来说，“过去、现在、将来似乎融合在一起”（页236）。“追随你的领袖”，阿兰达的白骨在对美国侵略者私语（页239）。“追随你的领袖”，德拉诺的大副以同样的话语高呼（页244）。梅尔维尔的同胞也许会认为他们的道德比西班牙人优越，但是，梅尔维尔看穿了美国人的动机和手段，明白其中帝国主义的相似性。美国人也许会认为不会重蹈西班牙的覆辙；但梅尔维尔只看见一个美国的“天命”，那就是，追随西班牙，最终加入过往被上帝遗弃的民族行列。
在1849年出版的小说《玛迪》中，梅尔维尔同样教导了过分自信的美国。只不过他把自己的观点伪装成一个匿名小册子作家的观点：
以德拉诺为巨大代价，《切雷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它抛弃了太平盛世的乐观主义，揭露了同时代美国人“最大的错误”和美国历史中永恒存在的“魔鬼”。以强烈的话题性和深沉的政治性，对天命观的基本前提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与梅尔维尔其他“最伟大的”作品一样，它深刻地意识到过去、现在和将来融合在一起，具有永恒的悲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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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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